Menu

今日关注

2017年7月15日

海彦:香港书展去政治化 唯刘晓波书籍热销

July 20, 2017

VOA2017年7月20日 15:30

2017年香港书展现场 (苹果日报图片)

香港 —  

2017年香港书展7月19日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旅游文化。尽管今年书展上的政治书籍比以往明显减少,不过,由于恰逢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中国囚禁中病逝及中国民间习俗的“头七”,有关刘晓波的相关书籍受到欢迎,销售畅快。

据明报等星期四报道,除田园书屋、港大出版社等少数展商外,连锁书店没有推出有关刘晓波的书籍。田园书屋准备了《刘晓波传》和《零八宪章》各100本,卖完不再加推,书展第一天很多人购买。

信报也表示,有关刘晓波的书籍销量近日增加,书展上许多读者询问。有市民几经辛苦才找到《刘晓波传》,表示刘晓波病逝事件更令港人关注言论自由问题。经营多年的独立书店乐文书店仅剩约10本,估计出版商不会加印,无法再添加存货。

明报还表示,以往书展都有政治书籍讽刺政府,今年却没有看到。以出版政论书为主、多年都有参展的出版社上书局今年缺席书展。另一个主打政治书籍的次文化堂今年则以“历史”为主题。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说,近年香港政治气氛低沉,读者已“死心”,不想再触碰政治。

彭志铭表示,以往都有出版社出书讽刺董建华、曾荫权和梁振英3任特首,不过今年已没有新书讽刺新任特首林郑月娥。彭志铭说,港人已不想提政治,也不想看政治书籍,转向吃、喝、玩、乐为主。港府今年书展推“旅游”主题切合情况。

彭志铭还表示,往年都有中国大陆游客来港买书,近两年已不多见,慨叹不少大型书商在展厅推出“特卖”,以100元10本,甚至更多供选购,难以建立文化风气。

“头七”追思刘晓波

July 20, 2017

刘晓波生前好友北京举行追思会

VOA 2017年7月20日 21:03

叶兵

刘晓波“头七”公祭:生前好友北京追思会现场。(与会者提供图片) 

北京 —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刘晓波7月13日在当局严密隔离中去世。7月19日,刘晓波去世的第七天、也就是中国俗称的“头七”, 刘晓波的部分生前好友在北京一家酒店举办追思会,缅怀刘晓波的一生和讨论他的政治遗产。刘晓波生前的律师莫少平、尚宝军,作家江棋生、徐晓等20余人参加了追思会。

律师尚宝军介绍说,当局没有干扰此次活动,然而部分与会者乘坐警车来到酒店。

江棋生表示,国保一早打电话,要求他不出席当晚的追思会,被他拒绝,最后国保用警车送他去了会场。此外,清华大学学者秦晖夫妇受到校方当局警告,但仍然坚持参加追思会。

与会者点燃蜡烛,向刘晓波遗像献鲜花、鞠躬并默哀三分钟。与会者依次发言,回顾刘晓波的一生,寄托对刘晓波的哀思,整个活动历时两个多小时。

部分刘晓波好友由于国保阻拦,未能成行。刘晓波生前好友胡佳被当局软禁在家。胡佳称,当局对他的软禁要持续到“头七”结束后才解除。

 

刘晓波“头七”公祭:生前好友北京追思会现场。(与会者提供图片) 

北京异议人士何德普夫妇周三到达沈阳悼念刘晓波,被沈阳国保控制,周四下午被送回北京。

一些广州公民周三晚上在海边摆放空椅子,点燃蜡烛悼念刘晓波。

 

刘晓波“头七”公祭:广州公民在海边举行悼念活动。(网络图片) 

官方称,刘晓波的部分生前好友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参加追思会的江棋生指出,参加追思会的人都是刘晓波的生前好友,而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所谓好友,他都不认识,是冒牌的。

刘晓波逝世后,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依然下落不明,未与外界联系。刘霞在北京的寓所目前无人居住,仍然受到便衣人员监视。官方一直宣称刘霞是自由的,刘霞作为中国公民,有关部门会保护她的合法权利。有传言称,刘霞被旅游到云南,有国保陪同。刘霞何时能回北京尚不知晓。


下面是来自推特的文字与图片

高瑜10小时前

昨天北京有许多朋友到酒店聚会,都被官方搅和掉了,唯独一个追思晓波的聚会成功举行,其中有人是坐警车去的。即使只有一个,也令人欣慰。pic.twitter.com/hsX4Dplz4K

高瑜‏ @gaoyu200812 7月19日曉波的頭七,全世界都在公祭,北京最安靜,劉霞家空蕩無人,能活動的早都被帶走了,剩下病老殘弱,護護被警告。我昨天還明確對來人說:“劉曉波我一定要紀念,因為我也是《零八憲章》簽署人。”今天朋友們不能聚會,但是我們家家都設了祭壇,那些不能在家中紀念的,心裏也有一個蠟燭和鮮花環繞的祭壇。pic.twitter.com/UrmsIlxVVp


孤家寡哥‏ @shisanyigongmin 7月19日

头七,广州公民在海边祭奠刘晓波,香港无线电视现场进行全球直播(图与美国之音发布的相同,略)。pic.twitter.com/MRnY9owi4x

 Mourning LIU Xiaobo in Beijing. July, 19,friends of LIU Xiaobo and LIU Xia gathered together in Beijing to mourn LIU Xiaobo.pic.twitter.com/UPXlA67CW7

 

 

 

UnBelDi:纽约刘晓波追悼会后的追问

July 20, 2017

2017 年 07 月 18 日 由 沉尽 发表于华夏快递

“这次来的人不少,有三百多。我摆了二百五十把椅子,还有那么多人站着,所以我知道。”法拉盛台湾会馆的工作人员如是说。站在七月十五日在纽约法拉盛台湾会馆举行的刘晓波追悼会场,环顾四周满满的全是人,气氛也是非常的悲哀,许多人无法控制自己哭红了眼睛。但同法拉盛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比起来,会场的门外安静的让人难以置信,没有人群聚集没有记者没有警车没有鲜花……在会场的三百多人中有许多来自西藏的人士,我估计有二三十人。追悼会结束后,重新回到法拉盛摩肩接踵的大街上,由不得悲伤涌上心来。我不知道法拉盛住着多少华人,也不知道纽约有多少华人。我在想,如果法拉盛一半的华人到台湾会馆门口放上一束鲜花,CNN,ABC,NBC这样的电视媒体会不会来呢?连人家香港都可以马上组织起千人的悼念人群。唯一让我有些许安慰的是,始追悼会结束后出现在会场的一位先生,他从加拿大的埃德蒙顿乘飞机来参加追悼会,由于飞机起飞和转机推迟,赶到会场时,工作人员已经开始清理会场了。顺便说一句,虽然我不知道他姓氏名谁,我肯定他不是民运人士。

回到旅馆准备跟某微信群的朋友分享一下追悼会的情况,却发现由于谈论晓波的事太多违反了不谈政治的群规已被除名。这可是个非官类知识份子精英群呀!好吧,刘晓波是政治话题。那么能否活着是什么话题?晓波的死亡不仅仅是医学意义上的灭亡,它还意味着精神上的强奸。大部分中国人被同时强奸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被亢奋的匪徒喘着粗气众目睽睽之下奸污了!都这样了,自己不发声还不让别人发声,你可以想象一下中国的犬儒化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令人发指!我原以为,晓波被害死的事一出来,所有的人都会放下手里的活计围拢过来表达自己的愤怒。然而,我错了,错的离谱,因为中国人的世界出奇的平静,平静的离谱。

追悼会上,针对中国政府在晓波去世事情上的无耻行径,王丹提出了八点建议。除了要建个晓波纪念碑或衣冠冢外,也提出敦促美国国会出台法律惩罚涉及的中国官员医生等。然后呢?如果美国国会顾不上呢?甚至参议员Ted Cruz 极力推动的“刘晓波广场”议案都无法通过呢?王丹的建议如何实施,由哪些机构和个人去推动?这些都无从得知。也许民运内部有一套成型的运作机制用不着我们这些草民担心。然而,我从那些现场常年从事民主运动的知名人士的表情中却读不出乐观信心来。周日,油管上出现了一个“百年群主”论猪的音频。听上去是一位女士在某个微信群里回应群友的语音汇集。她激愤谴责中国人的冷漠,指出:中国人自己都不关心自己的事,凭什么要美国来操心中国的事。她把冷漠的中国人比成猪。她的猪论虽然不好听但直戳痛处,spot  on!  晓波这么死去值吗?过去我对晓波在法庭上谈监狱条件改善不以为然,替他觉得屈辱,也让我觉得屈辱。连自由都被它剥夺了,还要说点儿好词給它捋捋毛。今天我觉得更屈辱,中国人的冷漠就像是甩了一句话:你自己选择了死亡,你活该。我说晓波的死如果不是因为信念,而是为了中国人或中国的民主化,那根本不值。关于这点我后面还要谈。

虽说是第一次偶然的近距离接触民运人士,但对海外民运山头林立早有所闻。太太給我和胡平拍了合影,回旅馆的路上又问那人是谁?太太是从不关心政治的,甭管是中国的美国的加拿大的政治她一概不当回事的,对民运更是一无所知。这次如果不是中国当局的流氓行径激怒了她来参加这个追悼会,她本来应该是在家后院弄花草的。于是一边开车一边給她讲我所知道的有关民运人士的故事,讲到胡平断指的那段时,由于记不清当时是为求学还是为残退,回到旅馆后上网查查。一查不要紧,一大堆骂胡平的话都先跳出来了。我尊敬胡平但从不认为他是什么圣贤。谁又是圣贤呢?骂他骂成这样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还有最近因为郭文贵爆料挨骂的章立凡和夏业良。指责章和夏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也很支持郭文贵爆料,甚至认为郭文贵很可能在思想意识上也是独裁者的敌人。但就算郭文贵能成为中国历史上难得的英雄倒共成功,但倘若不能自由的表达无论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观点,倒共又有什么意义呢?都听中共的不就得了吗?

说起民运不得不谈谈最近微信群里读到的有关杨小凯的文章。杨在被问到政治参与的态度时,杨表示自己从来都是积极关注参与的。杨认为从事中国民主化的人首先要有个谋生手段。我看这话是太有针对性了。海外民运人士有着不同的生存背景。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受过中共的迫害,都对独裁暴政坚决抵制,都或多或少的为中国民主化做过牺牲或正在做事。但民运人士的生存背景非常不同,有人语言能力强些,有的差些;有的有手艺或技能求职不难,有的学识单一谋生不易。至少我知道在美国,民运人士不仅能通过难民地位解决移民身份,也可能从各种基金中获得一些资助。但是近些年来,西方对政治异议人士的资助是杯水车薪。领一份资助实属不易还可能被迫在理念观点上屈从于人。我不知道坊间传说的各种民运为资金控制权互斗的说法是否真实,是否是中共暗地里的伎俩和动作。但无论如何,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是首要的问题。作为一个普通的关注中国发展的人,我可以肯定的说,绝大多数人都可以理解这一点,都不会要求民运人士必须放下自己的事天天像个战士那样激昂的同中共斗。民运人士那怕从此为稻粮谋不再从事民运也不该受到指责,他们曾经坐牢写文章组织抗争,这些足够了。所以我对有人指责柴玲乌尔凯西等不以为然。

海外民运面对的另一个挑战是思维方式上的。民运人士中的许多人并没有机会像留学生那样从学校生活开始通过为公司工作谋生等等正常平稳的生活过程有效的系统的接触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比如通过在公司里和同事一起工作学习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事处人方式。也没有机会通过参与投票来理解民主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很多民运人士批评不同观点的方式之非理性,其逻辑和方式完全是中共的那套思路。我不是指责他们,我是说,中共的洗脑不仅仅是给人灌输故事,更要命的是给你脑子里建立一个思维逻辑,就像是給人的大脑植入程序。“反洗脑”是个过程,需要时间,需要生活中全方位的逐步实现。我看民运人士都该多花点儿时间读读书,提高自己的修养。中国的民主化是个启蒙过程,水到渠成。骂不骂中共倒在其次。

说到这里再回到晓波牺牲值不值的问题。民主化是不是历史潮流和她的合理性先不去说,民主化的合法性来自诉求。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多数人如果有这个诉求,民主运动才真正有了合法性。你不能在一个主要人群都不认为自己需要民主,或者有时候想要民主但一出现危险就算计是否真需要民主的社会里推动民主。民主也首先必须是自由的,不能是强加的。民主既然是全民的事,既然每个诉求者都会从中收益,就必须有每个人的贡献。这同合股开公司是一个道理。既然公司合股人的收益权是一样的(享受民主政治的好处),他们的投入和风险承担也应该是一样的(为民主尽自己的义务承担责任和风险)。如果一个公司的收益权同投入及风险承担不相符,这个公司是开不下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晓波的牺牲是不值得的。没有大多数人的参与,任何牺牲都太轻率,太不值了。当然,中共的狡诈和常年的洗脑使得民众不了解真相不能够对自身的权益同民主的关系作出基本的判断,不应当仅仅以一个人,特别是底层百姓,是否明确声称自己需不需要民主来判断诉求是否存在。中国的底层民众其实毫无疑问是民主的收益人,也毫无疑问的在要不要民主问题上没有太多选项。中国的精英们就不同了,他们有太多已经获得的收益要顾及,也有太多可以选择的条件带入这个What-if scenario 计算公式去核实什么是最利于自己的计算结果。他们是当下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国的灾难都出自他们。我已经没有兴趣质问流氓为什么要做流氓的事,我要问的是,是什么让一个非流氓甘愿成为流氓的朋友?

最后谈谈非暴力抗争同暴力抗争的看法。十七号上午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邀请胡平和章立凡谈这个话题。胡平指出,中共是否把和平改良的门关上了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人是否想要继续推进和平抗争。胡平认为,只有选择还是放弃非暴力,没有其它的选择。他问,如果暴力抗争成了唯一手段,那么为什么二十八年前的六四之后愤怒的宣称暴力是唯一出路的人至今无所作为呢?章立凡也表达了暴力抗争可能导致以暴制暴循环,并对此担忧。章认为国内没有暴力抗争的条件。两位的观点都非常有道理。不过,如果有人组织地下武装威胁一下中共高官在海外的子女什么的,我是不会反对的。总得給绝望的人一个抗争的方式吗。胡平说,和平抗争的关键是要有足够的人参与。如果星期六那天鲜花和挽联摆满了法拉盛的北方大道,如果明年的713所有中国人都停用微信一天,你说那力量将会有多大?然而,老实讲,尽管参与可能只是发个声转个贴送一束鲜花写一封信,但我不乐观。或许中国人真的就是一群猪?

作者投稿

 

笑蜀:结局,或者说开始

July 19, 2017

鲍彤:刘晓波和他的政治主张

July 19, 2017

RFA 2017-07-14

1986年底安徽、南京、上海、北京的学生运动期间,我知道了刘晓波的名字,没见过面。 2007以前刘晓波找过我两次,两次都被警察阻拦,不让进来,他只好回去。我同刘晓波熟悉起来,是2007和2008年的事,我们很快成为好朋友。

刘晓波的专业是文艺理论,在学校里研究过杜勃罗留波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派的学说,但是他不满足。

他喜欢自由自在地生活,喜欢交友、聊天。就性情而论,他不是政治人。同他聊天,平民琐事,天南海北,古往今来,几乎不涉及政治。顺便提一笔,我们喝茶聊天时,总有人在边上听着。

熟悉以后,我们每月必喝一次茶聚聚。因为种种原因,并不是每次都能聚成。他知道我每天在玉渊潭公园打太极拳,有事还到公园来找我。 2008年有一次,他到公园来,说几个朋友在起草《零八宪章》,希望一起商量。自此,我们见面就不仅每月一次了。

《零八宪章》不是刘晓波一个人起草的,是他主持,大家一起商量。他很注意听各种意见,对不同意见,他听得特别仔细。他也争论,但不固执,择善而从。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认同,他就赞成怎么写。

刘晓波性格很温和,不走极端,不主观,不偏激。后来的那篇《我没有敌人》,确确实实反映了他的为人和主张。

起草《零八宪章》的时候,他也征求我的意见,但是我的意见很简单,只有一句话:越简单越明白越温和越好。除此以外,我没有别的意见。几个朋友一起商量,忙忙碌碌,他最忙。

刘晓波聪明,知道做事情一定要合法,这样,参加的人会多,阻力会少。 《零八宪章》里面所写的内容,几乎统统都是宪法上讲了的。我们只是要求认真落实执行,没有别的新的东西。在正常情况下,本来全部是当局可以接受而没有理由拒绝的。

比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老百姓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统统都是明文载入宪法的,都是政府应该保障的事情,没有什么「颠覆」的东西。

当时估计到,有两个问题可能是比较难于被接受。一个是「军队国家化」,还有一个是「联邦制」。这两个问题本来也考虑过是不是不说,但是共同的结论是为了爱国,非说不可,这是我们爱国者的责任所在,不能苟且。

军队如果不国家化,难道可以私有化、党派化、军阀化吗?不应该啊。国防军天经地义必须国家化。军队国家化是1937年一直到1946年毛泽东周恩来一贯的主张,不应该动摇。

联邦制是民主制度的基础。中国这么大,如果不实行联邦制,那么就是中央集权。从秦始皇开始,一切主观主义都是和中央集权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联邦制实际上是治理大国的对症良方。美国的成功经验证明,如果没有联邦制,如果没有地方自治,民有民治民享势必落空。中共历史上就主张过联省自治,这是纲领性的东西,是共产党老祖宗的主张。毛泽东在湖南时甚至提到湖南要独立,那就偏激得没有分寸了。联邦制和四分五裂压根不是一回事,美国是联邦制,谁能把她四分五裂?

刘晓波走的这条路是一条深思熟虑的路:一切立足于合法、和平,非暴力;温和不偏激,有根有据,有现实的法律根据,也有历史文献的依据。

当时大家都比较乐观,因为据说中国要搞「和谐社会」。已经有了宪法,尽管不完善,但是里面有好东西,落实好东西,应该阻力会比较小,赞成的人会比较多,应该没有理由反对。所以大家都比较乐观,我也很乐观。

刘霞总是静静地听。她爱笑,笑得极灿烂。但她是个忧郁的人。她是诗人,画家,喜欢照相。她的作品的基调是忧郁和悲伤,悲天悯人看世界。 《零八宪章》发表以后,当局居然把刘晓波抓起来判刑。我不知道刘霞有没有什么预感。我确实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刘晓波为什么会被判罪,而且是重罪。爱国有罪,护法有罪,我至今搞不懂。当时清华大学有一个胡鞍钢教授,他说中共的常委制就是集体总统制,这话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以后,国内从来没有人批评过,显然是认真的有共识的。十六大、十七大的时候大概是每个常委各管一摊。逮捕刘晓波时,当时的政法委书记是周永康,所以我只能这样理解:把刘晓波抓起来判刑是出于腐败分子周永康的胡作非为。真相到底如何,相信将来会搞清楚。

后来刘晓波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这是实至名归。刘晓波找到了一条阻力最小,理由最充分的道路,他的最终目标是没有人胆敢公开提出反对的。如果中国真的走上了民主的道路,那么,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祉,而且全世界将会得到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对人类共同的文明发展可以起绝大的积极作用。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爱国者——刘晓波。

2017年7月13日

胡平:刘晓波的政治遗言

July 19, 2017

RFA 2017-07-18

刘晓波在中共严密监控下逝世。他甚至不能对公众留下遗言。好在我们还有刘晓波当年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其中,刘晓波用散文诗的语言,讲述了他的梦想、他的期待。

刘晓波说:“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 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读刘晓波这段陈述,不禁使人联想起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其中,马丁.路德.金讲到:“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真理是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

无论是在思想内涵还是在文字表达上,刘晓波的最后陈述都可以和马丁.路德.金的演说相媲美,甚至还更厚重。未来,它也必将和马丁.路德.金的演说一样编入中学生课本,代代相传。

在《我的最后陈述》里,刘晓波写道:“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早在大学时代,刘晓波就萌生了在中国争取言论自由的理想,并决心将对言论自由的信念付诸于公开言行。不错,乍一看去,言论自由很温和,但是它却对共产专制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刘晓波说:“无论于官于民,推动大陆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实乃推动中国社会稳定转型的首要目标,党禁可以缓开,但开放言禁却刻不容缓”。可是只要有了言论自由,专制统治就随之瓦解。刘晓波说:“言禁一开,自由中国必定降临。”据此,刘晓波提出,民间维权应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

需要说明的是,争取言论自由,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毫无畏惧地讲出自己的全部观点。它只要求,每当言论自由遭到侵犯,我们应该挺身而出。

2009年年底,刘晓波被判重刑。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向她的知识界文化界同仁发去询问,请他们谈谈对刘晓波案件的看法;有些人没有回复,而几乎所有的回复者都对刘晓波被判刑表示反对。有些回复者声明他对刘晓波的观点并不赞同,甚至强烈反对,但是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对刘晓波以言治罪。有的人干脆引用伏尔泰那句名言--“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 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反对刘晓波的观点。或许有些人本来是赞成的,但不敢明说,甚至还要假装说不赞成,免得给自己惹麻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捍卫了刘晓波的权利,维护了言论自由。

这就是争取言论自由的秘诀--低风险。因为你并没有表示你赞成那种危险的“反动观点”,你甚至还表示和反动言论“划清了界限”,当局怎么好整你呢?这点风险一般人都承受得起,做到这一点很容易也很简单。而只要有更多的人坚持了这样一种立场,言论自由就得到捍卫,就接近实现了。

把争取言论自由当作战胜极权统治的第一步,继续为言论自由而抗争。这就是刘晓波留给我们的政治遗言。

 

茉莉:从海葬荒诞剧谈妻儿的安葬权

July 17, 2017

当刘晓波的大哥刘晓光穿着休闲衣服,口里叼着长烟,在官方人士的保护下离开新闻发布会场,我们听到香港女记者那急切的声音,一声声询问:““刘霞在哪里?……”刘大哥不理不睬地走了。

 

那一刻我被搞糊涂了,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亲人。亲戚在那儿似乎不太有意义,对刘晓波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是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香港人。在记者会上,刘大哥用了不少形容词,例如“细致、周到”等等,来赞美社会主义优越性,赞美党对他们家的完美照顾。然而,身为亲哥的他却没有让我们感觉到,他本人对这个被监禁至死的三弟有多么欣赏,对亲弟弟的去世有多么悲哀。

 

毫无疑问,这一幕由死者亲属出面赞美的荒诞剧,是中共当局一手策划导演的。我们不应多指责亲属,但刘大哥在此展示了一种家长式的包揽作风,替强行火化海葬刘晓波的中共当局背书,却是值得我们从人伦和法律方面去质疑的。

 

 

做大哥的有权“说了算”吗?

 

 

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曾有消息说:刘晓波因肝癌病逝后,家属希望将遗体冰冻,等待未见刘晓波最后一面的亲属瞻仰遗体,但当局希望尽快火化。刘大哥说的是另一版本:选择海葬是刘霞及家人提出的要求,政府给予了“圆满兑现”。

 

为了突出自己的决定性作用,刘晓光表示,因为他是家中老大,“我在家说了算,我带领亲属在自愿海葬的申请书上签字。”他还说自己“代表”刘霞。我们当然理解刘霞在被逼迫下万般无奈的选择,但刘晓光这位大哥真的有权“说了算”吗?

 

无论从中国传统的“人伦道德”,还是从现代法律角度看,对刘晓波是否火化海葬的问题,刘晓光都无权“说了算”。

 

中国传统有“长兄如父”的说法,但只是说家中长子应协助父母照顾弟妹。在传统的“五伦” 排列的顺序是: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其中,父子与夫妇等关系都先于兄弟关系。刘晓波去世时还有妻子和儿子,轮不上大哥来决定他的安葬方式。

 

当今中国法律规定:亲属对遗体享有管理、保护和埋葬等权利,任何人均不能在不通知亲属的情况下擅自将遗体进行利用或火化。法律还规定:骨灰的价值在于对逝者的祭奠缅怀,非遗产却是亲属的精神利益。依照中国法律,处置遗体或者骨灰均由亲属决定,决定权的顺序参照《继承法》。《中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由此可见,在没有获得第一顺序的刘晓波儿子刘陶的同意下,刘晓光就配合政府火化海葬刘晓波,有违法侵权之嫌。

 

 

刘陶与继母共同享有遗体安葬权

 

 

人们常说父子骨肉相连。但是很奇怪,在刘晓波患病至去世之时,没有任何媒体提及刘与前妻陶力的儿子刘陶。就连“说了算”的大伯刘晓光,也只字不提这个亲侄儿。他们有什么难言之隐,又忌讳什么呢

 

其实,刘晓波本人对这一点很坦诚。不管是在他写的《独白》一书里,还是在与朋友谈话中,他多次充满感情地谈到“儿子刘陶”。1999107日,在劳教期满出狱的第二天,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谷季柔采访了刘晓波,在专访中,刘晓波谈到他在狱中怎样思念妻子和儿子。

 

为什么一到刘晓波离世关头,人们就把死者唯一的亲生骨肉给忘记了在最重视亲子血缘的中国决定火化海葬,居然不问儿子意见就快速给办了,这是不是剥夺儿子的遗体安葬权?

 

有人说,这可能是因为离婚后,刘晓波与儿子没来往。但是,无论父子是否联系,按照中国法律,儿子和妻子都在继承死者利益第一顺序内,刘大哥在决定海葬前必须先寻找侄儿征求同意。如找不到侄儿,大哥应向法院申请宣告失踪,法院登报公告三月后,如刘陶仍未出现,才能依法由遗孀刘霞决定怎样安葬。

 

也许刘家曾找过早已随母定居美国的刘陶,也许刘陶本人不愿介入父亲的丧事,不愿再与刘家有什么联系。我们湖南莫家曾有同样的例子。二十多年前我小弟因心脏病去世,弟媳带走侄儿远走他乡,拒绝再与莫家父母联系。前年我父母都去世,留下一套房子。亲属们在办理遗产继承时,忘记了已故的弟弟那一房人。

 

然而法律没有忘记。家乡办理遗产继承的机构查出莫家父母还有一个已去世的小儿子,指出必须找到这个儿子的孩子来参与继承,如这个孩子本人不肯继承,必须出具有法律意义的公证书,声明自己放弃祖父遗产。为此。莫家的亲友找人找了一两年,最后还是由法院公告三个月,才处理好遗产问题。

 

这样看来,如果刘晓波的儿子刘陶没有脱离父子关系的法律文件,也没有出具放弃继承父亲遗产的公证书,对父亲的遗体和骨灰等精神利益,他在法律上永远拥有安葬权与继承权。所以,刘晓波家属最初要求冰冻遗体等待亲属前来,是一种合理合法的要求。

 

 

  政治迫害令无数骨肉分离

 

 

有人说共产党不讲法律,为什么我们要坚持谈法律?我说:这是因为“诗的正义”,让强权者在逼迫亲属侵权得逞后,无法逃避道义谴责。何况我这里说的是当局自己制订的法律。

 

同时我们要看到,刘晓波父子多年不来往,其中一个原因,是政治迫害导致婚姻失败,政治株连导致父子远离。很多异议人士都有相同的命运。

 

刘晓波在八九后与陶力离婚。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一书中,他曾反省说:“无论是在我们没有离婚时,还是在我们离婚时,我都对不起她。……我参与‘八九抗议运动’的风风雨雨,也始终令她悬着心;在惊吓中度过了我回国后的日日夜夜。”

 

刘晓波还曾提及,陶力当年力劝他不要回国参加民运,并撤离广场不要绝食。刘晓波说:“我从事民权运动,得到了美名。陶力呢?得到的无非痛苦、惊怖、焦虑。”后来陶力与儿子移居美国,隐姓埋名,从此远离政治,

 

政治本来是管理众人之事,但在中国的现实里,政治却毒如蛇蝎,导致无数的家庭分离,父母子女失散的悲剧。

 

作为刘晓波的大哥,刘晓光应该知道,他的三弟心中有着不能与儿子相聚的痛苦。他应该要求冰冻三弟的遗体,争取侄儿前来沈阳参与父亲的葬礼,和继母刘霞一起决定父亲遗体的安葬问题。这样,刘晓波的地下之灵也会感到安慰。

 

但刘晓光没有这样做。他原是进出口服装公司和干休所的干部,是仍然忠于体制的退休官僚。据说,他不认同三弟的人生选择,常常埋怨三弟,彼此很少来往。这种兄弟关系,被称为“最亲密的陌生人”。

 

物伤其类,刘晓波病逝后的这一幕滑稽剧令我们尤为伤感。在我们海内外异议人士的家庭里,谁没见过这一类的“最亲密的陌生人”呢?

 

补记

 

此文的内容曾在推特上分散贴出,艾晓明教授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建议我写成一篇长文。恭敬不如从命。

 

——————

2017-07-16

 

苏晓康:把激进煎熬成温和

July 16, 2017

从「中国要当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没有敌人」,此间距离多少、又如何丈量?这既是从文化到政治的距离,从尼采到甘地的距离,也是从叛逆、狂妄、目空一切,到自省、谦卑、甘下地狱的距离。

刘晓波因「文化激进」而备受批评,又因「政治温和」而同样备受指责,受「两面夹击」如是者,在中国又曾有谁?

从六四清晨在大军环伺的枪口下带出广场抗议学生,到身系牢狱赢得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二十年换了一个人,虽依旧桀骜不驯,但他已然有了一副温和心肠。

「文化热」尾声的黑马

大约八八年夏秋之交,我与刘东合作构思《五四》电视片大纲,他是李泽厚的博士生,为「师道尊严」而下战书给刘晓波,约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礼堂辩论。我未前去观战,事后听说双方打了个平手,但坊间说法是两人皆稍微口吃,论战因此而精彩。这可算是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尾声花絮,而以「黑马」之称鹊起,刘晓波几乎就是一个「愤青」的始作俑者。

历尽变穷、地蛮天荒之后的八十年代,「文化」忽然风靡起来,各路神仙皆不免「语不惊人死不休」,据称《河殇》对此「集大成」,鞭笞传统,讴歌西化,惊动海内外。未料刘晓波竟嗤之以鼻,他说:

「《河殇》在解说词和画面的背后,蕴含了中国人几千年的虚荣心,它不是彻底承认中国落伍。比如一开始的舞龙场面,拍得激昂,很有力量,如果我拍的话,我会拍出中国人如何的萎缩,软弱和『操蛋』,而不加一句解说。但《河殇》潜在的意思还是在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百分之九十九的萎靡状态和那些画面表现的精神状态差得太远了。我在〈新时期文学的危机〉一文中,曾指出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

港台及欧美的中国学者曾一致指出《河殇》文化上的激进倾向,但刘晓波更激进:

「我承认我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最后走投无路,如果你把问题归结为政治腐败,再及文化腐败,就会问:为什么孔子的思想能统治中国这么多年,至今阴魂不散?我没法回答。我说过可能与人种有关。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不要埋怨别人......」

以上两段文字,皆引自一九八八年十一月香港《解放月报》(开放杂志前身)主编金钟对他的专访,那堪称惊世骇俗的一席谈,其狂妄姿态,令雄叹悲放的《河殇》相形见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他的名句「中国需要殖民地三百年」──假如中国八十年代只许选几句经典之语,绝对不能少了这一句。

刘晓波的「黑马」身影,带有尼采、福柯、萨特这一路的叛逆底色,虽然他是后来坐牢才开始读尼采,「第一次读福柯是一九九四年,他的《癫狂与文明》和《规训与惩罚》动人心魄,就连很少看理论书的妻子,也在我的朗读中进入了凝神状态」,而他的阅读毋宁也在清理自己的偏激。照余英时梳理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化脉络,其间最为激昂的身影是谭嗣同,他一只脚还站在坍塌的传统废墟里。在他身后,反传统的后代们,是连传统的边都沾不上了,支持意识唯有来自西方,刘晓波之醉心福柯(批判权力),于此可见一斑。

「文化」热到八八年底已经热不去了,或者说「热」出了政治疟疾,否则刘晓波定会有更惊世的文化豪举。不过「文化」的退场,恰好将已经热身而跃跃欲试的文学博士刘晓波,送进另一个沙场,他在那里竟一发不可收拾,几度生死......。

飞蛾扑火,火中取栗

米涅的《法国革命史》认为,一个专制恰好是在它最愿意改革的时候,引发了革命。这颇可以拿来映照一九八九年的中国。不过中国当时还有另一个特点:大众最不恐惧的时候,恰好是知识分子最谨慎萎靡之际,那大概是厌倦革命、畏惧政治、希冀和平演变的一种综合症。风云骤起于首都最庞大的一个政治空间,那里曾是各种革命妖魔狂舞之地,飘荡着醉人的死魂灵。学生们使性子要跟共产党死磕,「长胡子」的知识界却整体是个「政治唐氏综合症」(先天愚型儿),在旁边又哄又劝,就是不肯跟娃儿们「躺在一条战壕里」。这当口儿,刘晓波飞蛾扑火似的从纽约赶回北京,二话不说就「躺」进学生堆里去了,虽然他遭到「起哄」「作秀」的痛骂──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当时整个「精英」阶层做不出来,可见被毛泽东「运动群众」整怕了的文人,也干不来「民主」。

刘晓波没有「精英」身段还在其次,他懂得向学生运动谋求一个平等的「资格」,这个资格使得他十几天后,得以在野战军滥施坦克机枪,沿西长安街一路杀来围住广场后,在那肃杀的黎明中,说服几千学生接受他跟「杀戮机器」的谈判,随他撤出广场。

这是八九学运期间无数次谈判中唯一成功的一次。刘晓波不仅火中取栗地救出已然迷狂的学生,也替邓小平杨尚昆避免了在他们那座「英雄纪念碑」底下施行一次大屠杀。这一善举,照中国话说,是大积阴德,大概也值半个「诺贝尔和平奖」吧。

当时没人给刘晓波记这个功德,中共反而逮捕他──此人化解广场杀戮于千钧一发之间,一定要借他的嘴巴来告诉全世界,北京没有杀人。我不知道刘晓波是否可以宁死不从,但他真的没有看见广场杀人,「血流成河」在西长安街上,他该怎么说?他借了他的嘴巴给屠杀者,由此受难者不饶恕他,由此他忏悔不已。然而,历史暂时做不出裁判的这桩公案,彻底翻转了刘晓波。他的狂妄从此一路折损下去,谦和于是乘虚而入。

他那张嘴巴也习惯了左右开弓,出了监狱就「独白」,痛骂他救过的学生──「一九七六年之后,共产主义信仰所强加于中国人的道德秩序的坍塌所导致的全面道德崩溃,也表现在八九抗议运动时期的沸腾的天安门广场,令人难以忍受的脏乱就是最好的示范。革命了,造反了,绝食了,就可以不要最起码的道德规范了......广场上的每一平方米的空间都有垃圾,......广场上的另一大特点就是惊人的浪费......有的学生真的认为自己参加了绝食,全世界的人都欠他点什么......我恨这些学生,也恨我自己......活该!谁让我想沽名钓誉呢。写到此,我感到手中的笔在发抖。」(《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与受难者相守

刘晓波的「道德愤怒」,遭来了世人对他更大的「道德指控」。他总是凭直觉骂人,动作也总是太离谱。在中国人的判断里,直到今天对他还是只用一把「道德尺度」。因此,中国不仅知识界是「政治弱智」,社会大众也是「道德幼稚」。

刘晓波只会一种谦卑:面对亡灵。那亡灵只有十七岁。十七岁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死去的无辜、活着的懦弱、权力的暴虐。

「我没有资格和勇气

奉着一束鲜花和一首诗

走到十七岁的微笑前

尽管我知道

十七岁没有任何抱怨

......

超越了年龄

超越了死亡

十七岁

已经永恒。」(〈给十七岁〉长诗节录)

〈给十七岁〉叫人第一次看到一个谦卑的刘晓波。九一年他出狱后去看望丁子霖夫妇,「既作为学生,又作为身背负罪感的晚辈」,他一见蒋连捷的骨灰盒,「就扭身告退出外,半个小时后,他手捧一束鲜花来到连儿灵前,一下子就哭倒在地......」。一九九九年除夕,他第二次出狱后又去拜访丁蒋二人,得到一份一百五十五名死难者的《寻访实录》,刘「一进家门,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就迫不急待地翻开〈见证屠杀寻找正义〉读起来,从读第一页开始,我的眼睛就湿了。我是在泪水中念给刘霞听的,几乎每读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断,我已记不清中断了多少次,每一次中断时的沉默都有死一样的寂静,都能听到亡灵们在地下发出的冤哭,那么微弱、那么无助、那么撕心裂肺。」(〈来自坟墓的震撼〉)

中国言论箝制、信息封闭,即便产生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其业绩和成长背景的资料,也必定付之阙如。描绘刘晓波的文字很少,其中丁子霖蒋培坤的〈我们与刘晓波的相识、相知与相交〉,是极难得的一文,写出了有血有肉的一个刘晓波。

我发现,在他们笔下,反传统激烈得几无二人的这位「黑马」,其实为人蛮传统,他对丁蒋口口声声「二老」,他也很在乎那些亡灵们大多数都还是孩子,他忏悔「我这十年来,时时被负罪感所困扰。在秦城监狱我出卖了亡灵们的血,写了悔罪书。」这种人道心灵,在中国便是「老人所老,幼人所幼」,而人命比天大,更是很西方的。

他一次次的坐牢,死也不肯出国流亡,与其说是要陪伴那些受难的母亲们,不如说是要陪伴亡灵;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实不足为外人道也。零八宪章发表前,刘晓波常在Skype上和我聊天,有一次他讲了一件刚发生的事情:他所居住地段的派出所,经常无端骚扰、搜查甚至拘禁他,但他还是尽量跟那个所长交朋友,虽然此人很无赖,最近故意来寻衅,带了几个大汉,劈头盖脸就殴打他,又押回派出所关押了十几个小时,刘晓波回家后气愤难忍要上告,这个所长又跑到家里来给他下跪求饶。这个细节讲的是折磨(皮肉和心理),我也听出来一种地狱里的凌辱气氛。监狱并不能折磨刘晓波,他会在那里面跟福柯、萨特遨游,出了监狱他反而要受煎熬,因为他面对了亡灵。难怪他一听到获奖消息,会脱口而出:「这个奖首先是给六四亡灵的。」

桂冠还是十字架?

诺贝尔和平奖据说是「天王级」。中国的八零后们获悉很兴奋,但他们不知道刘晓波是谁,「他一定是个好党员、好干部、为人民做实事的好领导」(《时代》周刊);海内外也有不小的反对声音──以刘晓波的巨大争议性,对他没有疑义反而不正常了。

我不敢预期刘晓波获奖对中国现实政治能有多少触动。中国人的惊喜带有很大的艳羡成分,甚至还会参杂「民族自豪感」,却很少有人真懂奥斯陆的意思。这个情势,反而叫得主背负了沉重的荣誉债。

刘晓波还在牢里,已经承荷了国际社会与中国民间的巨大期望,他能做什么呢?国际层面比较复杂,此处无法深论,反正西方还得跟中国做生意,投资也暂时没有更好的去处。中国自身则困境已深,政治恶臭,人心塌散,积极的有组织力量在哪里?

从诺贝尔和平奖的单纯视角去看,中共二十年的高增长、高腐败、高压制,不期然地打压出一位「长期非暴力抗争」(诺奖公告)的和平奖得主;与此同时,民间抗暴运动伴以强烈的造反意识,已呈星火燎原之势,而渐进、温和、对话的非暴力理念,也快速地被人们弃之敝屣。据公安部的数据,一九九三年全国抗议事件是八千七百起,到二○○八年已增至十二万起。此暴涨的情势,一方面使中共「维稳」的财政支出与国防开支不相上下,另一方面则使民间从期盼「陈胜吴广」,转而直接呼唤「辛亥革命」,而凡是主张「和平转型」的人,一概被斥为「非暴力合作派」、「保共改良派」,在此社会氛围下出笼的「零八宪章」倍受攻击,被扣上「投降主义思想路线」的帽子。刘晓波荣膺大奖之际,也面临了更艰难的使命。

丁子霖曾劝刘晓波搞研究著书立说,少写「惹人生厌」的时评,他答之曰「我回不到过去了」,又戏称要为刘霞攒下一笔稿费,万一再坐牢的话。其实他想靠网络时评,在中国播撒一点理性、中道、非暴力的思想种子。经历了天安门屠杀后的悲凉岁月,目睹了母亲们丧子的刻骨哀痛,刘晓波不仅涤净了自己的傲慢心态和激进情绪,也从学理上厘清了渐进、和平转型对中国社会整体利益的合理性。他没有白读博士,哲学的底子帮他很干净通俗地讲他的理念,虽然一时尚曲高和寡。

在一定意义上,二○一○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早在一九八九年春北京的沸腾广场、血沃长街就应验了。天安门学子满腔报国之心,被机枪坦克碾碎之际,启动了共产主义阵营大坍塌的骨牌效应,「八九」一代却抱憾饮恨至今,终于刘晓波代表着他们的理想和叛逆,登上诺贝尔的殿堂;再深一层说,推选刘晓波的,也不是现世的人们,而是倒在长安街上的亡灵们,他们要让这位前「黑马」代表他们,来告诉这个世界,杀人不是政治,只是兽行;反杀回去,又在重复兽行。中国要争取讲道理的那一天。

网友推荐

陈大卫:悼念刘晓波,传播《08宪章》

July 16, 2017

中国迄今唯一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因肝癌进入晚期,医药无治,于本月13日不幸逝世。作为《08宪章》的最早签字者,我向刘晓波的在天之灵,表示深切的悼念。在悼念的同时,我产生了以下几点联想。

(一)专政体制的虚伪和无耻

刘晓波因2008年起草《08宪章》,2009年12月25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一场“愚蠢的判决,罪恶的判决”,赤裸裸地暴露出专制统治的卑劣和凶残;刘晓波前天去世,进一步反映了这个标榜依法治国的专政体制的虚伪和无耻。

刘晓波在监狱里被禁锢长达八年多,患了肝癌,却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进入晚期已无法救治时,才让他保外就医。这个事实本身就体现了当局的非理性和不人道,可是官方媒体却把这种做法说成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真令人啼笑皆非。这使我想起不久前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学生奥托·瓦姆比尔的遭遇。他在去年1月到朝鲜旅游时,拿了酒店的宣传品,被朝鲜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劳动教养15年。经过持续不断的残酷虐待,瓦姆比尔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濒临死亡,才于今年6月13日获释回到美国,朝鲜夸口放他回美国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但瓦姆比尔只过了六天就死了。朝鲜和中国某些官方舆论的人道主义是多么相似——同样虚伪,同样无耻。他们把“颠覆国家政权”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加在无辜的瓦姆比尔和刘晓波的头上,关押迫害,本身就是极不人道的恶行。把人整得快要死的时候抛出来,逃避责任,居然还以人道主义来自我标榜。世界上有这样虚伪而无耻的国家行为的,大概不会多吧!

《环球时报》在13日的一篇时评里说:监狱当局安排刘晓波“保外就医,对他进行人道主义救治”。这句表白意在自我贴金,却不小心泄露了秘而不宣的真相:刘晓波长期患肝癌,却得不到监狱当局的“人道主义救治”;明明知道他的病已无法救治,死亡计日可待,才把他推到医院,免得他服刑期间死于监狱。《环球时报》的社评却说要对他“进行人道主义救治”。这是多么虚伪、多么无耻的“人道主义”啊!

(二)广泛传播《08宪章》

刘晓波领衔起草的《08宪章》,提出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等六条价值理念,十九点基本主张,包括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人权保障、言论自由、财产保护等等。全面地描绘了中国应该选择的路径。《08宪章》发布后,海内外附议签名者上万。它表达了成千上万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愿和期望。当然这份宪章的内容,一些具体的要求和观点,都是可以讨论商榷的。但它毕竟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完备的一整套救国方案和治国方案,至少可以为朝野提供一个探讨研究的基础。杜光先生在《08宪章》发表后不久写有一篇评述文章,题为《08宪章: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在《08宪章》发表一周年之际,他又发表一篇题为《政治改革的蓝图,宪政民主的丰碑》的纪念文章。这两篇文章的标题点出了《08宪章》的性质和善意。文章指出:《08宪章》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民主革命的纲领性文献。它立场温和,持论理性,语气平缓,态度和解,描绘出中国的合乎历史规律的发展前景,是我们应该努力促进其实现的政治蓝图,至少是一张可供参考的社会进步路线图。

从《08宪章》的六条价值理念和十三点基本主张里,我们不难理解它的起草者刘晓波的良苦用心。它不但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意图,而且正好相反,是要把国家引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走上历史必由之路。它为当政者提供了一个可以推进改革、完善自身,从而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明确无误的目标。遗憾的是,目光短浅、心胸狭隘的当政者却把它视为洪水猛兽,批判查禁,不遗余力,甚至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加在它的作者的头上。掌握专制统治机器的权贵集团的倒行逆施,正好说明《08宪章》是“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强大思想武器”。

刘晓波去世了,《08宪章》是他留给我们的极其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们有责任广泛传播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让它所提出的六条价值理念和十九点基本主张,为广大公民所理解,进而在理性地思考的基础上,对民族的发展前途和国家的前进方向取得共识,共同推进社会的进步。我相信,这是对刘晓波的最好的悼念。

(三)取消一党专政的祸害

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以来,执政者一以贯之地坚持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对于持有不同意识形态和独立政治见解的爱国人士,一概加以排斥镇压。从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文革、六四、直到去年7月9日开始拘捕大量维权律师,都彰显这个专制体制的凶残和无耻。把刘晓波判罪下狱,关押达八九年,重病不予救治,以致保外就医不久就不治去世。这正是这个专制政体推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最新恶果。

人民民主专政的涵义,被概括为“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所谓“对敌人专政”,就是把一切和当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见解有所不同,而且敢于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的志士仁人,统统视为敌人而加以专政。一般说来,这些持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人士,从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打击者,到维权律师,大都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们正是怀着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前途的关切,才致力于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敢于批评执政当局的从意识形态到方针政策的失误,为个人权益被剥夺的受难公民伸冤。当政者如果明智的话,就应该欢迎并倾听他们提出的不同意见,支持维权的义举;同时开放舆论,让真理的源泉在自由的研究讨论中涌流,为治国理政提供重要的指导思想。遗憾的是,几十年来的执政者却拒不接受任何合理的批评建议,竟然把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当作敌人来实行专政,实现着对奴性的顺民民主,对优秀的公民专政。几十年来,一代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他们的迫害与镇压之下,或死于非命,或无所作为,造成我们民族的无法弥补的损失。刘晓波的重病不治而逝,在专制统治的罪恶历史上,添上了一笔新的记录。

刘晓波逝世的事实再一次告诉我们,人民民主专政即一党专政,是阻碍我国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它坚持党权高于一切,政治权力得不到应有的制约与监督;拒绝不同意见,戕害最优秀的社会群体。中国社会只有消除这个祸害,取消一党专政,改革政治体制,建立宪政民主,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2017年7月16日

乔木:刘晓波的预言

July 16, 2017

Qiao Mu乔木‏ @QiaoMoo 45分45分钟前(上午4:30 - 2017年7月16日) 

刘晓波2005年写作时,预言中国会有政治异见者获得和平奖,但他应该不会想到五年后,自己在狱中获奖,更不会想到最后的结局。斯人已逝,无坟无碑,无骨无灰。悲夫。pic.twitter.com/nu38xjaK4B

五柳村言:不幸而言中?幸而言中?

View older posts »

页面访问计数

20211

就是要操控你的意识!不再遮掩了

小熊维尼在中国遭遇尴尬